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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为 (中国传媒大学)

近日，作家苏小懒在乘坐广州至珠海的动车期间被乘务员两次提醒管好孩子一事冲上热搜，高铁上乘客与“熊孩子”及家长之间的矛盾被再度提起，引发网友热议。

高铁、飞机、电影院、图书馆等封闭的公共空间往往是“熊孩子”事件的高发地：前有女子乘坐高铁时因制止后座孩童撞击椅背而遭对方家长掌掴、乘客因难忍后座孩子胡闹而向其泼热水表示反抗；后有旅客吼停吵闹儿童被尊为“关音菩萨”、热心大哥在高铁怒斥熊孩家长获无数喝彩……

诸如此类的骂战与闹剧轮番上演，而一个词语也随之显现，被网友们广泛使用，那便是——“厌童”。“厌童”一词源于“厌童症”这一心理学概念，“厌童症”指的是“一种高发于未婚青年的人际交往障碍，通常表现为对儿童的厌恶和排斥，进一步可发展为无法容忍一切和儿童相关的事物”。除了现实世界中人们对“熊孩子”的不满表达，当今互联网上同样充斥着对儿童的厌恶情绪。纵观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我为什么讨厌小孩”“人类真的不能生出小猫、小狗吗？”等讨论帖与词条频频出现，评论区中更是不乏成年网友仇视儿童的言论。人们的“厌童”情绪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发酵，形成了舆论场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批判之风，也逐渐成了互联网上新的“流量密码”。类似报道接连不断，相关讨论持续高热，各式“熊孩子”叙事不断迎合着人们的厌恶情绪，也不断加深着人们对于儿童顽劣、任性的刻板印象。

在公共场所喧哗打闹、影响他人的行为固然可气，人们对于舒适个人空间及合理边界感的追求当然也无可非议，但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在仇视“熊孩子”时，是仇视“孩子”，还是仇视“熊”的行为呢？是不满他们的儿童身份本身，还是不满他们大喊大叫、胡蹬乱踹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呢？答案显然都是后者，而这恰恰说明一味指责孩童群体，是对这类问题的错误归因。在“厌童”情绪的影响下，“熊孩子”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儿童因身份原罪成为不文明行为的“背锅侠”，承受着人们不满情绪的集中宣泄。安静画画、看视频的儿童被多次提醒，大声通话、外放视频、脱鞋抠脚的成人却难受管束……道德失范、礼仪缺失的问题转变为成年人与儿童、不婚不育人士与带娃家庭之间的简单对立，不文明行为本身在一次次的双标对待中逐渐失焦。

“厌童”背后，是人们“厌弱”的实质。作为“背锅侠”的儿童，使惩罚失范行为的成本大大降低。面对同样的不文明行为，惩戒一个不文明的孩童远比制止一名不文明的成人要容易得多。较长的年龄赋予了成年人裁决与批评的资本，使其在孩童面前处于绝对的上位，而这正体现了父权体制下强者对弱势群体的霸凌。成年人对自控力尚弱、不谙规则的儿童提出自律克己的苛刻要求，要求其遵循成人世界的准则，成为乖巧听话的模范小孩，实际上是站在权力高位对弱者的强制驯化，迫使其顺应上位的需求、服从权力的规训。成人与儿童间的权力差距，让儿童“背锅”、成人“脱逃”尤为容易。

生育率的降低，也让宽容和共情变得困难。据人民智库今年发布的《中国公众生育观念调查报告（2023）》显示，有36.75%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沦为“孩奴”，而倾向于“悦己”。由此可见，随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强化，许多适龄年轻人不再愿意让渡和牺牲自身的利益去承担养育所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个人利益的前置一旦走向极端则演化为高度的利己，没有生育意愿的年轻人对自我权利的追求常常转变为对已婚已育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带娃家长也被贴上“熊家长”的污名标签。但生育与否是个人的选择，并非衡量道德规范的标尺和制造对立的凭据。“不婚不育”不应成为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筹码，更不应成为发泄情绪、攻击他人后免责的盾牌。当一个成年人丧失了包容心与共情力，理直气壮地说出“我又不生小孩，凭什么要我忍让宽容”的时候，他是否也成为了自私任性的“巨婴”呢？

正是在“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观念难以唤起共鸣的当下，共情与体谅变得更为可贵；也正是在“厌童”“厌弱”之风盛行的如今，客观与公正变得尤为重要。面对公共场域中的不文明行为，挑儿童这一“软柿子”捏绝非根本解法。我们不应抽刀向更弱者，将“锅”无差别地扣在孩童头上，而应该对所有的道德礼仪失范行为平等看待、公正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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